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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百年波澜壮阔的闯关东浪潮

来源:光明日报
发布时间:2021-01-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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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清初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三百年间,关内(主要是华北地区)人口向东北地区的迁移,俗称“闯关东”。它是“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”,堪称世界移民史上的奇迹,美国学者谓之“全部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”(《东方杂志》1928年第25卷第24号,第49页)。作为一种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现象,闯关东移民的大批进入,促进了东北地区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,也促使东北区域文化发生了方方面面的变化。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互相学习,互相吸收,最终形成了具有东北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态。

  一个“闯”字,形象地表明这种迁徙在当时多数情况下是私下进行的,是越轨犯禁的行为。清初,关内人口到东北是自由的,并不需要“闯”。顺治元年(1644年),清廷迁都北京,约有90万人“从龙入关”,辽沈地区一时野无农夫,路无商贾,土旷人稀,生计凋敝。为恢复和巩固东北后方,顺治十年(1653年),清廷向全国颁布了《辽东招民开垦条例》,以奖励的方式,吸引关内人口到东北屯垦。这项政策的出台,拉开了清代关内人口移民东北的序幕。在招垦政策鼓励下,大量移民迁入辽沈地区。遗憾的是,这一政策仅实行了15年,康熙七年(1668年),清朝出台《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令》,对招募移民的官员不再嘉奖,同时开始限制移民迁往东北,但此时并未完全禁止移民进入。至乾隆五年(1740年),清朝才正式封禁东北。嘉庆、道光、咸丰三朝继续实行封禁政策,直到咸丰末年,清朝在内忧外患逼迫下,才陆续在东北地区解禁,至20世纪初完全开禁,大量移民如潮水般涌入。

  然而,即便是在封禁时期,完全的封禁也从来没有实现过。迫于生计的关内农民,铤而走险,冲破封禁,进入东北地区。每遇大灾大荒之年,统治者更是采取默许态度,主动对灾民放行。康熙末年,东北地区已有十几万山东人,乾隆四十一年(1776年),移民人数超过了百万。这些移民基本上都是在封禁时期,通过各种途径非法进入东北的,故称“闯关东”,以后一直为世人所沿用。那么,终清一代,究竟有多少关内人口进入东北地区?当时没有调查统计,只能通过对东北地区人口的增长来推算移民数量。宣统三年(1911年),东北地区总人口为1841万,其中,关内移民至少有1000万。清朝灭亡后,民国政府继续实施移民实边政策,移民数量持续增加,整个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的移民总数为1983万人,其中在东北定居的910万。由此可见,清代至民国,闯关东移民约有3000万人,其中约2000万在东北定居。

  闯关东移民主要来源于华北地区的山东、河北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等省,其中以山东人最多,达百分之八十以上,次之为河北及河南人。来东北的关内移民大都是在家乡无法生存,“死逼梁山下关东”的灾民、难民及赤贫者,因此,早期移民大多从事农业生产,后来逐渐扩大到劳务、工商业等领域,越来越多的移民被工厂、矿山、码头、铁路沿线吸收成为劳工,为东北工矿业的兴起、铁路建设等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。此外,还有一小部分移民在东北经营商业。近代东北地区的商人主要来自关内,逐渐形成了山东帮、河北帮、山西帮等行帮势力,在东北一带实力很强,“汉民至江省贸易,以山西为最早,市肆有逾百年者,本巨而利亦厚”(徐宗亮:光绪《黑龙江述略》,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,第83页)。民国年间,关内商人经营范围遍及钱庄、粮栈、货栈、当铺等行业,促进了近代东北商业贸易的兴起与发展。

  人是文化的载体,人口在空间的位移实际上是人口所负载的文化的流动,因此,移民运动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迁移。人口迁移不仅造成了各种文化要素在空间上的位移,也必然导致移民地区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,其结果是新文化的出现。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之一,闯关东在文化上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。汉族移民的进入导致东北区域文化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:一是以满族为主体的区域文化逐渐被汉族文化同化;二是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文化也产生重要影响,汉族传统文化得到丰富和发展。

  清代至民国,随着关内移民大批进入东北地区,汉族逐渐成为东北人口的主体,已占百分之八十以上,以满族为主体的土著民族“起居、饮食、衣服、言语,均与汉人同化”(伯勤:《黑龙江沿岸一瞥》,《中东经济月刊》1931年第7卷第4、5合号,第199页),山东人“移风易俗,使东北完全汉化,厥功尤伟”(黄泽苍编:《山东》,中华书局1935年版,第112页)。

  清入关前,作为官方通用语言的满语处于兴盛期,从统治阶层到平民百姓,几乎人人都能讲满语。汉人官吏不通满语,则无法参与政事。入关后,随着关内移民的大量进入,汉族人口超过了满族人口,满语的主体地位逐渐被汉语取代。尽管从乾隆时期开始,清朝统治者相继采取多种措施来维护“国语骑射”,并对东北地区实施了近二百年的封禁,但这些并没有阻挡住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。汉族移民长期在东北生产生活,与当地满族交往频繁,逐步改变了满语的语言环境,使用满语的人逐渐减少。东北地区满语的衰落与移民的脚步是一致的,奉天最早,吉林次之,黑龙江最晚。同治年间还是满汉文并用,到20世纪初东北完全解禁之时,东北地区的通用语言已由满语转变成汉语。

  东北地区冬季气候寒冷,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靠采集渔猎为生,为了适应高寒地带的气候需要,多以动物皮毛作为衣服的主要原料。如索伦、达呼尔“以狍头为帽,双耳挺然,如人生角,又反披狍服,黄毳蒙茸,少见多怪者,鲜不望望然去之,然亦穷苦者装饰如此”。在汉族移民影响下,满族等少数民族学会了用布帛制衣,“土人以褡裢布制袍,或用茧绸,色尚蓝灰,酱次之,皆缺襟。亦有服绸缎者,十仅二三,则其得之不易可知”(西清撰:嘉庆《黑龙江外记》,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,第62~63页)。这表明东北满族服饰在清代发生了很大变化,逐渐接受了汉族服饰。如坎肩,本是汉人衣着,清入关后,满族也将坎肩作为本民族的服式。至民国年间,满汉在服饰上已基本趋同。

  随着移民的到来,关内饮食也传入东北。满族以肉食为主的饮食结构得到改变,也开始食用黍、玉米、大麦、小麦等粮食作物,并掌握了烧、烤、炖、煮、炒等各种烹调方法,一些特色美食逐渐成为具有东北地方风味的饮食。光绪二十年(1894年),河北滦县李连贵来到今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,在这里开了一家肉铺,加入中药等原料制作熏肉。后人保留了这种制作工艺,做出风味独特的熏肉大饼,即风靡全国的李连贵熏肉大饼。汉族过节的传统食品,如上元汤圆、端阳角黍、中秋月饼等也为满族人所接受喜爱。

  满族等东北少数民族传统的居住方式,是马架、窝棚之类的简易住所,一般用桦皮、草来建造。清代以来受汉族影响,渐有所改变。随着满汉交流的不断深入,其房屋建筑风格也有所改变,汉族一些传统特色的建筑形式,影响了东北房屋的设计和建造。如四合院,是人们熟知的古代建筑形式。清中期以后,东北地区的四合院成为主要房屋建筑。与此同时,各地移民亦将建房习俗带到东北。汉族人对建房十分重视,一般要请阴阳先生来看风水,按阴阳八卦等确定方位,选择良辰吉日上梁,上梁时还要放鞭炮,亲朋好友过来欢聚、道贺。在此影响下,满族在房屋上梁时,也喜欢放鞭炮庆祝,还要唱祭天祭神的歌谣。

  由上,东北文化从语言文字到衣食住行,都被深深刻上了移民的烙印,各个方面均表现出汉化的倾向。

  在汉族移民文化同化土著文化的同时,不可能不受到当地原有文化的影响,当时就有人感叹,来东北之汉人,“再世以后,与满洲人同化矣”(王树楠、吴廷燮、金毓黻等纂:民国《奉天通志》,沈阳古旧书店1983年影印版,第2280页)。在汉语逐渐成为东北地区主导语言的同时,满语文化并没有消亡,至今在东北方言、地名、山脉、河流名称中仍然保留了大量满语文化遗存。在长期生产生活中,满族创造了数量众多、种类丰富的满语词汇,名词类如“黏饽饽”“靰鞡”“嘎拉哈”,动词类如“稀罕”“扎孤”,形容词类如“邋遢”“特勒”“喇忽”等;“长白山”“兴安岭”“完达山”“黑龙江”“松花江”“图们江”等都是满语山脉、河流名字。伴随满汉语言文化的交流融合,汉语大量吸收并保留了一部分满语词语,成为现今东北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词语。

  旗袍是满族人的发明,满族入关后,汉族人也喜欢上了旗袍。清初,满族男女老少四季都穿旗袍,圆领、箭袖、捻襟、宽腰,结构简单,但不同层次的人所穿旗袍各不一致。旗袍以四开襟袍服为尊,普通民服左右侧开襟,也有不开衩的袍,俗称“一裹圆”。腰间系有束带,上面悬挂腰刀、火镰、匙箸、荷包等小杂物。清朝中后期,满汉长期混居,相互影响,满族旗袍审美开始发生变化。袍子开襟,由长变短,窄袖口变肥,原来在腰带上佩戴的腰刀等物品,因不再适应日常的生产生活,逐渐被烟荷包和香料袋所取代。清末民初,西风东渐,民众不再受清政府服饰制度的束缚,无论满汉,女子皆爱穿旗袍,旗袍样式也逐渐发生变化。女性旗袍下摆开始绣有花卉图案,出现直领,袖子也由宽变窄,有长短袖之分。并由直筒式变为紧身贴腰式,成了中国女性的代表服饰。

  满族长期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,其饮食习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东北地区的饮食文化。满族入关前,饮食以肉类为主。后来,坛焖肉、白肉血肠、猪肉炖酸菜,玻璃叶饼、苏叶饽饽、驴打滚等特色饮食,逐渐被汉族所喜爱,成为东北城乡乃至全国各地普遍流行的美食佳肴。

  东北地区冬季漫长,气候寒冷,当地少数民族普遍使用火炕。这一习俗由来已久,金代女真人就有用火炕的习惯。火炕既住人,又能取暖。作为“东北三大怪”之一的“窗户纸糊在外”,是满族房屋的又一特色。满族人过去用的烟囱也十分特别,是单独立在墙外的。史载宁古塔“屋皆东南向,立破木为墙,覆以苫草,厚二尺许,草根当檐际若斩,绹大索牵其上。更压以木,蔽风雨,出瓦上。开户多东南,土炕高尺五寸,周南西北三面,空其东,就南北炕头作灶。上下男女,各据炕一面,夜卧南为尊,西次之,北为卑。晓起则叠被褥置一隅,覆以毡或青布。客至共坐其中,不相避。西南窗皆如炕大,糊高丽纸,寒闭暑开。两厢为碾房,为仓房,为楼房。四面立木若城,以栅为门,或编桦枝,或以横木”(杨宾撰:《柳边纪略》,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,第19页)。这里所记载的是三百多年前满族的居住习俗,在今天东北农村依然随处可见,这说明满族的居住特色早已被汉族所接受,满汉共同创造出适合东北气候特点的居住文化。

  可见,在各民族长期文化交流中,既有同化,又有融合。随着时间的流逝,东北地区在保留原有地域特色文化的基础上,又融入汉族文化,使得一种新型的带有移民特色的文化形态在东北逐渐形成。经过长期的发展,这种新型移民文化具有开拓性、开放性、兼容性等特征,是东北各民族之间长期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。在闯关东历程中,无数移民携妻带子举家迁往东北各地,他们冲破重重阻力,越长城、渡渤海,历尽千辛万苦。来到东北后,要在天寒地冻、杳无人烟的新土地上建立崭新的家园,没有不屈不挠、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和品质是无法战胜恶劣环境的。随着移民的到来,关内不同地区的文化在东北传播开来,在同当地少数民族文化接触和融合之后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移民文化,呈现出多种文化并存的状态,反映了东北移民文化的开放性。这种开放性的特质表现为豁达、豪放、质朴、宽厚、极少排他等地域特征。东北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,农耕、渔猎、游牧等多种生产方式并存,游牧文化、渔猎文化、农耕文化,彼此相互影响,使得东北移民文化具有了很强的兼容性。

  在三百年波澜壮阔的闯关东浪潮中也孕育了“闯关东”精神,主要表现为自强不息的抗争精神、艰苦奋斗的开拓精神、勇往直前的创新精神、携手并进的合作精神,它是东北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既见证了无数移民务农务工、伐木筑路、开发边疆的历程,也见证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。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,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(作者:谭玉秀、范立君,均系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,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清代以来东北移民史资料整理与研究〔1644—1945〕”〔17ZDA193〕阶段性成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