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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诗的“开国合唱”

来源:人民日报海外版
发布时间:2021-10-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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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年我们迎来了新中国七十二华诞。1949年10月1日,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,结束了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历史,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。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里,新诗也参与到万众欢呼的行列,张开双臂,唱响发自肺腑的时代强音。

  在开国大典当天,郭沫若就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新华颂》:“艰难缔造庆成功,五星红旗遍地红。”10月1日下午3时的开国大典前,9月21日至30日,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,会议通过了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等重要文件,确定了国旗、国歌、国都,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。1949年9月27日,《光明日报》发表臧克家的诗《皆大欢喜——祝人民政协成功》:“它在时间上/轰然一声/它将绘出一个/崭新的中国”。

  诗人何其芳的经典名篇《我们最伟大的节日》以深情、细致的诗句抒写了开国大典的盛况,这首诗后来收入中学语文课本。诗人是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笔的,他是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,还是人民政协“共同纲领”草案整理委员会成员,躬逢其盛,激情满怀。《我们最伟大的节日》开始的一个诗节是这样的——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

  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。

  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,

  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

  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,

  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,

  像雷一样发出震动世界的声音……

  “隆隆的雷声”不但是诗的意象,也是现实世界的实象。在这首长诗前,何其芳有一篇小序,他回忆道:“1949年9月21日,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开幕。毛泽东主席在开幕词中说:‘我们团结起来,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,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。’他讲话以后,一阵短促的暴风雨突然来临,我们坐在会场里也听到了由远而近的雷声。”这犹如天意的“隆隆的雷声”,这振奋人心的“隆隆的雷声”在会场震响,在出席政协会议的人们心上震响。而在10月1日,它幻变为54门礼炮,一齐发出28声轰鸣,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在这礼炮声里昂然走进现代中国的历史,登上了世界舞台。

  同样是政协代表的诗人胡风写了交响乐一般的颂诗《时间开始了》,这首长诗包括欢乐颂、光荣赞、青春曲、英雄谱、胜利颂五部曲。诗人用七月诗派特有的激昂和豪放的谱调写成的第一部曲《欢乐颂》经《人民日报》1949年11月20日刊出,立即受到欢迎,流传很广,一时洛阳纸贵。苏联的《十月》杂志也将《欢乐颂》译成俄语隆重刊出。

  国旗是新中国的象征,“美丽的旗,庄严的旗,革命的旗,团结的旗”(艾青),诗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向五星红旗,艾青的《国旗》(1949年9月27日),鲁藜的《新的国旗,更高地升起》(1949年9月28日),严辰1949年10月留下的《国旗》,至今读来仍能令人感受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响,产生强烈的共鸣。其中,鲁藜的《新的国旗,更高地升起》,后来由曹火星谱曲,改题为《更高地举起》,成了当时的“流行歌曲”。70多年过去了,艾青的《国旗》现在仍然是诗歌朗诵会的常客,赢得了一代代人的掌声。

  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时候,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,当时中国华南、西南以及沿海岛屿还没有解放。1949年11月30日,西南地区重镇重庆喜迎解放。后来成为重庆市文联主席的诗人方敬是中共地下党员,从“地下”走到“地上”,他心情无比激动,立即写出了自己迎接日出、拥抱新中国的诗篇《日出》,诗人唱道:“我们的血管里流着光/我们的目光炯炯/要把发亮的心献给太阳”。

  新诗的“开国合唱”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启示,就是诗一定要处理好与时代的关系,这是诗歌的生命线。回眸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新诗,“时代性”这几个字像粗体大字般,展现在我们面前。

  从民族诗歌传统来说,时代性是中国诗鲜明的特质。细心考察就不难发现,在我们民族诗歌的流变中,总会有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恒定的艺术元素,这就是中国诗歌的“常”,守常求变才是诗歌发展的坦途。在中国,诗歌从来崇尚那些以家国大事为上的作品,这是一个重要的“常”。自由洒脱的李白,沉郁顿挫的杜甫,纯净内向的李商隐,哀婉悲痛的李煜,笔墨凝重的苏东坡,以身许国、准备马革裹尸的辛弃疾,“家祭无忘告乃翁”的陆游,愁思满怀的纳兰性德,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各具光彩,他们的人生际遇各不相同,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:对个人命运的咏叹,常常与对家国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。

  新诗的“开国合唱”其实就是中国诗歌传统的现代延续,它从远古走来,带着历史的足音与时代的创造,在中国掀开历史新篇章的时候,新诗没有缺席。新诗在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曾两次创造辉煌。在那时,诗引发全社会强烈的共鸣,广泛地融入社会生活。可以说,凡有人群的地方,均有诗的声音。和“开国合唱”的诗篇一样,两次新诗高潮都证明,诗的价值,正在于它是时代情感的记录。有了时代性,诗对于读者的“亲切性”(黑格尔语)、诗的分量就增加了。

  新诗的“开国合唱”对我们当下的诗歌创作无疑具有启示意义,尤其是对那些专注于抒写一己悲欢、感官享受、原始欲望的篇什。由于与时代拉开了距离,一些作品成了某些诗人的“私歌”,游离于时代风云、社会生活之外。须知,诗的生命是在诗中,不是在诗人的个人身世中,诗人绝不能只做一己灵魂的保姆,诗歌要表达时代精神、抒写时代情绪。

  新诗的“开国合唱”已经与历史同在,这些文学珍品不仅具有“诗歌考古学”的价值,更具有现实的诗学意义。(吕进)